“充值2000送1000”“充值会员首单全免”预付式消费既满足了经营者快速获益、把普通消费者转化为长期客户的目的，又可以让消费者享受优惠、获得契合度更高的服务，因此广受社会关注。然而，部分经营者在收取大量消费者支付的预付费后，发生“跑路”、歇业等情况，由此产生大量预付费纠纷，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如何加强预付式消费纠纷的源头治理？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区人民法院）和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区人民法院）申报建设了上海法院“预付式消费风险预警及协同治理”应用场景。

  预付式消费之“痛”：

  信息不对称与商家“跑路”预谋

  近年来，预付卡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由此引发的纠纷也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据统计，2020年以来，上海法院判决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件8638件，涉及经营者1600个。其中，涉及教育培训行业的5687件，占比约66%；涉及健身行业的2545件，占比约29%。普陀区人民法院梳理、分析这些案件后发现，这类纠纷有两方面特点。

  一是消费者与发卡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目前，上海已出台多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规定，要求发卡企业应当在市商务委的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登记并进行信息对接。然而，实践中，不少企业为逃避监管未按规定进行登记备案，导致预付卡消费者无法判断发卡企业的经营信息及发卡情况。

  二是部分企业对“跑路”实有预谋。这些企业在闭店前先以低价促销的形式吸引消费者大额充值，有的培训机构提供给家长的优惠方案中单课时价格甚至不足以覆盖培训教师单课时工资。更有甚者，部分企业“跑路”之前在工商管理部门更换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监高，办理减资手续，这些提前的“预谋”造成消费者后续维权上的阻碍。

  穿透司法大数据：

  形成涉诉预付卡发行企业清单

  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如何在个案审理之外，跨前一步遏制预付式消费的乱象，保护消费者权益？

  经研究，普陀区人民法院与徐汇区人民法院共同申报建设了上海法院“预付式消费风险预警及协同治理”应用场景，通过深挖司法大数据潜能，推动建立全流程治理闭环。

  该应用场景数据模型通过设置案件案由、文书关键词、案件数量、涉案标的金额、执行情况等筛查条件，抓取涉诉次数多、金额大且存在执行案件尚未执行完毕的企业清单，形成涉诉预付卡发行企业清单。

  项目组计划通过将该清单与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的企业登记备案信息进行碰撞，识别出未按规备案登记的发卡企业信息，从而推动填补监管盲区。

  而针对部分企业在发行预付卡欠债涉诉且尚未执行完毕的同时、又设立新的企业发行预付卡再次欠债涉诉的情况，项目组计划将涉诉欠债预付卡发行企业清单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商登记信息进行比对碰撞，穿透公司外壳，抓取“躲在公司背后”、存在“换壳圈钱”可能的法定代表人、董监高等关键人物信息，并反馈给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助力实现对上述主体的监管。

  场景建设过程中，普陀区人民法院已将涉及普陀区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件的相关数据推送至普陀区商委、体育局、人社局、消保委等部门。各部门均表示，相关数据为工作开展提供了助力，希望进一步优化合作机制，共同以数字化手段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消费市场秩序。

  深化数字法院建设：

  助推预付卡管理办法修订

  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如何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推动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件诉源治理？

  普陀区人民法院与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托应用场景，精准抓取未在市商务委的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备案登记的预付卡发卡企业。如，杜某作为股东和法人设立了A公司，发行健身房预付卡。2020年，A公司突然闭店，引发大量消费者起诉退还预付款。判决生效后，A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却紧接着“换壳”，成立了B公司，由杜某担任监事，并再次发行预付卡。2022年，B公司如法炮制，再次闭店，引发大量消费者起诉。A、B公司前后两次发行预付卡的行为，均未依规在平台上备案登记。

  项目组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类似杜某之类未依规在平台上备案登记的企业1500余家，存在“换壳经营”可能的自然人211人。在此基础上，项目组还根据预付式消费纠纷的特征、变化趋势等情况，从司法角度分析涉及影响消费信心、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治理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形成决策报告，并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送。

  市商务委收到报告后积极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接，就预付式消费纠纷治理进行沟通、座谈，共同探索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举措，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近期，《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修订，上海法院决策报告中的部分对策建议已在新修订的实施办法中得到体现。

  下一步，上海法院还将继续加强与预付卡相关行业协会等的合作，推动建立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参与、企业自我规制的多元共治联动架构，服务保障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助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