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十四五’规划编制，就是着眼于变”

读解指标数据，往往是读解发展思路的捷径。五年规划纲要文本中，开头部分的“主要指标”列表，则直观传递着整个五年的发展取向。

提交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查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下称《纲要（草案）》），列出了20项“主要指标”，比“十三五”规划少了5项。

这20项里，又有9项系新增指标。一些从未有过的项目出现在了“主要指标”中，另一些昔日的“常客”则转为一般性的量化指标，甚至退出历史舞台。

在近几次五年规划中，“十四五”在指标体系上的改变，算得上是大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马春雷说，指标体系的变化，对应的是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格局之变。

“整个‘十四五’规划编制，就是着眼于变，”马春雷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上海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在变中领先、变中升级、变中发展。”

重心之变

先看增减。

“主要指标”中，一些传统指标被新指标取代。这既体现指标体系“少而精”，亦为了释放一些转型信号。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就是一个新面孔。根据目标，到2025年末，这一数字被期望超过60%。

与之对应的是，“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不再列为主要指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同样不再列为主要指标。

前者的淡化，主要因为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已经很高——“十三五”定下的目标是70%，实际表现还要超过这个数字，从“量”来说相当可观。“十四五”对此提出的要求是“推动服务经济提质增能”，这比量的扩张更为迫切。

后者并未消失。在《纲要（草案）》的第五部分，仍提出“到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左右”，与“十三五”目标持平。它依然重要，但从“主要指标”中退出，也折射出对产业结构理解和把握的深化。

一方面，“战新产业”本身的结构不同以往——曾支撑上海30余年的六大支柱产业，如今正待一次全面的迭代更新。《纲要（草案）》中，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现代消费品等新“六大产业”被逐一点题，并要求“瞄准产业发展前沿，突出集群发展理念”。

一方面，这更是为了凸显数字化转型的强烈信号。

城市数字化转型已被视作上海下一步发展的关键策略，并在“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被列为“必须全面推进”的政策导向。数字化转型，首当其冲正是数字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既有数字产业化，更有产业数字化，两者共同构成的，正是“数字经济”。

新面孔还有“金融市场交易总额”——到“十四五”期末，预期目标为2800万亿元。作为衡量“五个中心”的能级的关键指标，其所替代的是“十三五”时期的“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全国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以及“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此外，集装箱吞吐量数据亦没有出现在“主要指标”中。

这同样是一种侧重领域之变。并不是说贸易、航运不重要，但某种意义上，金融在“五个中心”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特殊，可谓“核心功能中的核心功能”。

金融市场交易总额，包括其中的国际化程度，直接决定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和市场活力，也就关乎这座城市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多次表示，今后上海与别人比，“比的一定不是规模，而必须去比功能”。

而在新发展格局中，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很大程度上就要从这里破题。

效益之变

经济增长预期常常列在“主要指标”之首。上海为“十四五”定下的预期目标是：5%。

“十三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从2.69万亿元增加到3.87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2.3万美元。如果按照年均5%的比例增长，到“十四五”末，上海的生产总值将达5万亿元，约合7700亿美元，有望跻身世界城市经济规模前五。

但在整个《纲要（草案）》里，最容易受人关注的GDP增速，却未必是最重要的一个。

事实上，在近几份五年规划中，“十四五”是总量和增长率指标较少的一份。“十三五”规划中出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建设用地总量等指标，此番均未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首次出现的“单位建设用地生产总值提升20%”。

三年前，上海市委提出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等“四个论英雄”的产业发展观，并强调将提升经济密度、提升土地利用质量视为重中之重。“经济密度”亦是市领导对各区及产业部门提的最频繁的要求之一。

“单位建设用地生产总值提升”指标的出现，无疑用一种具象方式重申了“经济密度”的意义。对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这是比单纯的GDP规模总量更值得细究的数字之一——前者固然重要，但后者才能真正诠释发展效益，进而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而这种“淡化总量、规模，强调人均、比例指标”的设计取向，或将成为一种趋势。

马春雷介绍，上海正在着手制定一套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重要特征之一，正是强调人均、比例。

“有时总量看上去很好看，却未必能代表真正的发展水平。”他说，人均数字、占比结构，往往更体现增长的厚实度与含金量。

导向之变

另一个细微的变化是，过去用以衡量城市创新实力的“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到“十四五”加了三个字，成为“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纲要（草案）》提出，到2025年，该数字要达到30件左右。而据透露，2020年上海这一指标的水平，约在20件上下。

也就是说，五年之后，上海每万人口拥有的“高价值发明专利”，要比现在增加50%。而在“十三五”期末，每万人口的“发明专利”拥有量，从“十三五”之初的28.9件增加到了60.2件，较“十三五”规划定下的40件的目标，恰好也超出了50%。

两个50%的意义显然是不一样的。过去单纯讲数量，但加上了“高价值”后，更强调“有效数量”。根据《纲要（草案）》的说明，“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每万人口居民拥有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战略性新兴领域、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维持年限超过10年、有许可他人实施收益或实现质押融资、或者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件数。

增加了这些限定条件之后的指标，实现起来显然更具挑战。而这恰恰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创新策源功能，亦折射着某种“效果导向”。

“十四五”的20个主要指标中，有12个预期性指标，8个约束性指标，前者引导社会预期，后者则体现政府责任和承诺。几个与“十三五”衔接的约束性指标，均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还有一些指标名称的调整更耐人寻味。与“高价值发明专利”一样，往往几字之差，导向就发生了变化。

“十三五”的“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到“十四五”换成了“在沪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目标为“累计1000家”，较2020年增加了200余家。这里，比之过程中的局部、动态“增量”，更强调的是最终结果的整体扩容、增能。

“十三五”的“城镇污水处理率”，如今变成了“地表水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目标为“大于60%”。这同样是一个由“过程”到“结果”的转变。与强调单位建设用地生产总值提升率一样，这些指标从另外的维度，最终指向了发展的效益与实绩，并成为更为明确的“指挥棒”。

“它们更容易评估，也更容易让市民有感受度，这就是强烈的强烈的效果导向。”马春雷说。

这亦印合高层常说的那句话：不仅要看“做了什么”，人们更关心的，是“做成了什么”。